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其中有一个最为让人气愤的老家伙,指着老枪和我说:你们写过多少剧本啊? 还有一个家伙近视,没看见前面卡车是装了钢板的,结果被钢筋削掉脑袋,但是这家伙还不依不饶,车子始终向前冲去。据说当时的卡车司机平静地说:那人厉害,没头了都开这么快。 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夏天的气息,并且很为之陶醉,觉得一切是如此美好,比如明天有堂体育课,一个礼拜以后秋游,三周后球赛,都能让人兴奋,不同于现在,如果现在有人送我一辆通用别克,我还会挥挥手对他说:这车你自己留着买菜时候用吧。 当年从学校里出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要出去走走,真的出来了以后发现可以出去走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好,只好在家里先看了一个月电视,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尴尬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被束缚在学校,认识的人也都是学生,我能约出来的人一般都在上课,而一个人又有点晚景凄凉的意思,所以不得不在周末进行活动。 老夏走后没有消息,后来出了很多起全国走私大案,当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以为可以再次看见老夏,结果发现并没有此人。 阿超则依旧开白色枪骑兵四代,并且从香港运来改装件增加动力。每天驾驭着三百多匹马力到处奔走发展帮会。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北京一直考虑要一个越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