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一拍机盖说:好,哥们,那就帮我改个法拉利吧。 我一个在场的朋友说:你想改成什么样子都行,动力要不要提升一下,帮你改白金火嘴,加高压线,一套燃油增压,一组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 在这方面还是香港的编辑显得简洁专业,并且一句话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香港的答案是:开得离沟远一点。 - 我泪眼蒙回头一看,不是想象中的扁扁的红色跑车飞驰而来,而是一个挺高的白色轿车正在快速接近,马上回头汇报说:老夏,甭怕,一个桑塔那。 那老家伙估计已经阳痿数年,一听此话,顿时摇头大叫朽木不可雕也然后要退场。退场的时候此人故意动作缓慢,以为下面所有的人都会竭力挽留,然后斥责老枪,不料制片上来扶住他说:您慢走。 在此半年那些老家伙所说的东西里我只听进去一个知识,并且以后受用无穷,逢人就说,以显示自己研究问题独到的一面,那就是:鲁迅哪里穷啊,他一个月稿费相当当时一个工人几年的工资呐。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