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第二是善于打小范围的配合。往往是三个互相认识的哥儿们,站在方圆五米的一个范围里面,你传我我传他半天,其他七个人全部在旁边观赏,然后对方逼近了,有一个哥儿们(这个哥儿们往往是站得最靠近自家大门的)支撑不住,突然想起来要扩大战线,于是马上醒悟,抡起一脚,出界。 还有一个家伙近视,没看见前面卡车是装了钢板的,结果被钢筋削掉脑袋,但是这家伙还不依不饶,车子始终向前冲去。据说当时的卡车司机平静地说:那人厉害,没头了都开这么快。 在小时候我曾经幻想过在清晨的时候徜徉在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有很大一片树林,后面有山,学校里面有湖,湖里有鱼,而生活就是钓鱼然后考虑用何种方式将其吃掉。当知道高考无望的时候,我花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大学资料,并且对此入迷,不知疲倦地去找什么大学最漂亮,而且奇怪的是当我正视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居然不曾产生过强烈的失望或者伤感,在最后填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志愿是湖南大学,然后是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 到了上海以后我们终于体会到有钱的好处,租有空调的公寓,出入各种酒吧,看国际车展,并自豪地指着一部RX-7说:我能买它一个尾翼。与此同时我们对钱的欲望逐渐膨胀,一凡指着一部奥迪TT的跑车自言自语:这车真胖,像个马桶似的。 原来大家所关心的都是知识能带来多少钞票。 中国的教育是比较失败的教育。而且我不觉得这样的失败可以归结在人口太多的原因上,这就完全是推卸,不知道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不是人口太少的责任,或者美国的9·11事件的发生是否归罪于美国人口不多不少。中国这样的教育,别说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了,哪怕一个区只能生一个,我想依然是失败的。 这些事情终于引起学校注意,经过一个礼拜的调查,将正卧床不起的老夏开除。 结果是老夏接过阿超给的SHOEI的头盔,和那家伙飙车,而胜利的过程是,那家伙起步想玩个翘头,好让老夏大开眼界,结果没有热胎,侧滑出去被车压到腿,送医院急救,躺了一个多月。老夏因为怕熄火,所以慢慢起步,却得到五百块钱。当天当场的一共三个车队,阿超那个叫急速车队,还有一个叫超速车队,另一个叫极速车队。而这个地方一共有六个车队,还有三个分别是神速车队,速男车队,超极速车队。事实真相是,这帮都是没文化的流氓,这点从他们取的车队的名字可以看出。这帮流氓本来忙着打架跳舞,后来不知怎么喜欢上飙车,于是帮派变成车队,买车飙车,赢钱改车,改车再飙车,直到一天遇见绞肉机为止。 - 当年春天即将夏天,就是在我偷车以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孤立无援,每天看《鲁滨逊漂流记》,觉得此书与我的现实生活颇为相像,如同身陷孤岛,无法自救,惟一不同的是鲁滨逊这家伙身边没有一个人,倘若看见人的出现肯定会吓一跳,而我身边都是人,巴不得让这个城市再广岛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