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些朋友,出国学习都去新西兰,说在那里的中国学生都是开跑车的,虽然那些都是二手的有一些车龄的前轮驱动的马力不大的操控一般的跑车,说白了就是很多中国人在新西兰都是开两个门的车的,因为我实在不能昧着良心称这些车是跑车。而这些车也就是中国学生开着会觉得牛×轰轰而已。 电视剧搞到一半,制片突然觉得没意思,可能这个东西出来会赔本,于是叫来一帮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专家扭捏作态自以为是废话连篇,大多都以为自己是这个领域里的权威,说起话来都一定是如何如何,并且搬出以前事例说明他说话很有预见性,这样的人去公园门口算命应当会更有前途。还有一些老家伙骨子里还是抗战时的东西,却要装出一副思想新锐的模样,并且反复强调说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仿佛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这样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说什么都要交给年轻人处理,其实巴不得所有的酒吧舞厅都改成敬老院。 - 当年冬天,我到香港大屿山看风景,远山大海让我无比激动,两天以后在大澳住下,天天懒散在迷宫般的街道里,一个月后到尖沙嘴看夜景,不料看到个夜警,我因为临时护照过期而被遣送回内地。 然而问题关键是,只要你横得下心,当然可以和自己老婆在你中学老师面前上床,而如果这种情况提前十年,结果便是被开除出校,倘若自己没有看家本领,可能连老婆都没有。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上海住的地方到我父母这里经过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常年大修,每次修路一般都要死掉几个人。但是这条路却从来不见平整过。这里不是批评修路的人,他们非常勤奋,每次看见他们总是忙得大汗淋漓。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而已。 当文学激情用完的时候就是开始有东西发表的时候了。马上我就我隔壁邻居老张的事情写了一个纪实文学,投到一个刊物上,不仅发表了,还给了我一字一块钱的稿费。